解放军报长篇署名文章:《历史的拷问》

来源:中国军网  作者:刘新如  时间:2015-07-13 08:00:48

    历史“怪胎”

    ——中国的汉奸为何如此之多

    任何一个国家遭受外族入侵时,出现“有奶便是娘”的卖国贼并不奇怪,奇怪的是,在我们这样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为何冒出这么多汉奸来?

    汉奸,并非生来就是汉奸,也不都像影视片里尖嘴猴腮、歪戴帽子、斜挎盒子炮、一口一个“皇军”的样子,那实在是小瞧了汉奸的水准。

    想当初,曾经追随孙中山的汪精卫是如何了得的热血青年。

1946年4月5日,江苏高等法院审讯汉奸陈公博。

    “慷慨歌燕市,从容作楚囚。引刀成一快,不负少年头”——汪精卫亲赴北京行刺清朝摄政王载沣所作《致南洋同志书》何等壮怀激烈!谁能想到,这个曾经有着荆轲刺秦般豪迈和勇气的人,最终却沦为出卖民族利益的千古罪人。

    谁又能想道,汪伪政权中仅次于陈公博、周佛海的骨干头目,官居汪伪政权组织部长等要职的梅思平,当年曾是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点第一把火的学生领袖,这个慷慨激昂大骂曹汝霖是卖国贼的人,抗战期间自己倒成了名副其实的大汉奸。

汪精卫及梅思平等人抵达东京羽田机场。(资料图片)

    而陈公博、周佛海也曾是显赫一时的中共一大代表。他们先是背叛了共产党,又背叛了国民党,死心塌地地将自己的命运牢牢绑在了日本侵略者的战车上。

    “卿本佳人,奈何作贼?”然而,这就是人和历史的诡异、深刻之处。

    其实,看似偶然的社会现象,背后一定有必然的东西在支撑。“汉奸现象”的繁衍,有其复杂的社会历史成因和心理文化原因。

    之所以有汉奸,一定是因为有外部敌人。抗战期间“汉奸现象”的孳生,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,是日本侵略者实施“以华制华”策略并与汉奸亲日派相互勾结的结果。

    抗战初期,日本首相发表对华宣言,就公开声称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(谈判)对手,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和发展……”日本侵华无异于“小蛇吞大象”,没有汉奸,他们就是聋子、瞎子,因而十分重视采取威逼利诱等各种手段,扶植汉奸伪政权达到自己的目的。

    1935年3月18日,以民国“美男子”著称的汪精卫画像出现在美国《时代周刊》封面上。颇有意味的是,在描述其经历时把他比喻为“鲸鱼的胡须”,意思是容易弯曲,也容易反击,暗讽汪对日态度变了,已经弯曲了。

    果不其然,在遭遇一次次抵抗失败和主政挫折后,曾一度主张积极抗战的“鲸须汪”,完全改变了立场,成了坚决“主和派”的代表人物。在日本一步步咄咄逼人的积压下,他的“鲸须”彻底弯曲了,再也找不到那个热血青年的影子了。

    正如毛泽东同志深刻剖析的:“民族投降主义根源于民族悲观主义,即民族失败主义”。对外反侵略战争的屡战屡败,使国人媚外、崇外、恐外的思想和民族自卑感有所发展。抗战初期“民众经过上海撤退、南京沦陷的大变,在爱国的心情上呈着害怕敌人的薄雾”。

    “不战亦亡,战亦亡”。汪派汉奸们恐惧于日本力量的强大,片面认识中日力量的差距,视敌人如神物,看自己为草芥,无视民族的力量、人民的力量、正义的力量。汪精卫、周佛海认为,以落后中国与强盛日本为敌,“胜负之数不问自知”,“日本感觉着痒的时候,中国感觉着痛了;等到日本感觉着痛的时候,中国已会因痛而死了。”

    正是这种媚日、恐日心理在起作用,他们自作聪明地得出“战必大败,和未必大乱”的结论,以为只有采取“非常举动”“坚定地与日合作”才是唯一出路,因而脱离抗战阵营,走上自绝于民族的“和运”之路,实际上完全成为受日本人摆布的傀儡。

    有学者研究“汉奸文化”时发现,在汪伪中央政府中,有留日背景的就有三分之一左右。特别是一些甲午战后赴日留学接受了“洗脑”的中国学生,轻而易举被侵华日军所利用成了铁杆汉奸。他们自以为对日本的了解比一般人准确,因而具有极大的欺骗性、破坏性。从中我们也不难发现,日本通过留学教育在中国留学生中培养亲日派的险恶用心。

    “汉奸现象”的泛滥,说到底是人的价值观的沦丧。

    “居其地,而献其土,视为不忠。食其禄,而弑其主,视为不义”。忠奸正伪是中国人最基本也是最大的道德命题。

    汉奸的本质特征是背叛、出卖民族利益。既然是“出卖”,就必然会有“进益”,赔本买卖汉奸是不会做的。为了一己之私利,而不惜出卖国家、民族利益,是汉奸定义的基本条件,也是汉奸真实心态的记录。

    所谓“小奸出于愚,大奸出于智”,汪精卫敢跳火坑做汉奸,与其野心勃勃、权力欲望膨胀有较大关系。汪精卫本来拥有优越的政治优势,长期与蒋介石争领袖地位而居于下风,只得到国民党副总裁、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等虚名而无实权,自嘲为蒋记“账房先生”“秘书处”。故此,另辟蹊径,再起炉灶,企图借助外力以满足其“领袖欲”,成为汪精卫附逆的重要文化心理因素。

    被川岛芳子勾引下水、身居伪江苏省长等高位的李士群常对其部下说,可以在河边摸大鱼,何必到河中心摸小鱼。我李士群什么都没有,就依靠日本人。你说我是汉奸也好,流氓也好,反正我现在有的是钱,有的是力量。

    收入优厚的汪伪头子周佛海,当年竟以“每月交纳20元党费太多”为由,宣布脱离共产党。担任国民党宣传部长等要职后,对自己在国民党中的地位仍不满足,而做汉奸从事“和运”,自感“始觉与两年前作幕僚和地方官完全不同也”。

周佛海在汪伪政府成立时的留影。

    从这些赤裸裸的自白中可以清楚地看出,其灵魂是多么肮脏、丑陋和低下。

    与大汉奸相比,低级点的汉奸理论就是“人总得活着”。当问及作为中国人为何当伪军不当八路军时,有的伪军竟作答:伪军有军饷,能养家。

    其实,汉奸们活得很悲哀,因为他们没有祖国;汉奸们活得很卑贱,因为他们没有灵魂。

    汉奸的繁衍,反映出我们民族的核心凝聚力和精神支柱出了问题。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思想,封建君主专制造就了许多国人懦弱和奴性的性格,“中庸仁厚”“明哲保身”等传统文化的糟粕,对国人心灵造成极大侵蚀。“人不为己,天诛地灭”的利己主义思想、“识时务者为俊杰”的处世哲学,忍气吞声、随遇而安、逆来顺受等传统心理,使得一些人在国难当头时很容易叛国变节,跪拜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。

    “夫人必自侮,然后人侮之,家必自毁,然后人毁之,国必自伐,然后人伐之”。抗战时期汉奸之所以大量出现,主要是由中国自身的原因造成的。汉奸的产生与中国近代长期不统一密切相关。旷日持久的内战,使近代中国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,地方上各自为政,致使一些民众地域观念很强,缺乏国家认同意识与归属感。这种被孙中山称为“一盘散沙”的状况,为外国侵略者对华推行“以华制华”和“分而治之”的政策提供了便利。民国建立后,并未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安定和幸福,相反是独裁统治,吏治腐败,军阀混战,外强凌辱,国运日衰,人民生活水平极端低下,造成社会离心力加剧,为汉奸思想的流行打开了通道。

    当我们研究抗日战争史时发现,抗战中投降日军的国民党将级军官达58人之多,成建制投敌的国民党军队达五六十万人,追随汪精卫降日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居然也有20多人,并由此构成了汪伪政权的班底。而共产党在抗战时没有一个降日的高级将领或中央委员,也找不到一个营、一个连成建制投敌当伪军的部队。

    何以出现如此迥然不同的结果?在国民党的指令中,有可以“保存实力、暂时投降”的谕戒。与此相反,在共产党的入党誓词中,有一句近百年不变的铮铮誓言:“永不叛党”。历史上党内虽也有叛徒,但终没有形成气候。

    抗战期间,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给德国外交部的密电中,这样描述蒋介石对中日“调停”的态度:“他(蒋介石)秘密地告诉我,假如他同意日本要求,中国政府会被舆论浪潮冲倒,会发生革命,唯一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会在中国占优势,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,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。”

    “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”!这是一句震人心魄的大实话。在共产党的字典里,确实没有“投降”“变节”的字眼。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坚持抗战、反对妥协,坚持团结、反对分裂,坚持进步、反对倒退的方针,成为危难之际全民族奋起抗战的价值引领;共产党人用“压倒一切敌人,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”的壮举,给一个饱经屈辱的古老民族注入了“沛乎塞苍冥”的英雄之气。


[责任编辑:许果果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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